01
我知道叶群的样子，是看了一张相片，那是六十年代初林彪在公园休息散步时拍摄的。林彪身着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有个衣着简朴的妇女在身边。他们和其他的游人一样休闲地走着，看不出来傍边有特殊的警卫。那时中国领袖人物的肖像在公共场合张挂，正中是毛主席像，两边的是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总书记邓小平的像。他们多数人形象为人们所熟悉，因为常常可以在报纸画报上看到他们的身影，只是陈云、林彪深居简出，而他们夫人更鲜为人知。
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子们纷纷奔走，哪里有首长接见、发表讲话，便纷纷前往观看、聆听。鉴于我父亲邱会作在军队服役，我对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接见军队院校师生的情况特别关注，一旦得知消息，便会立即前往。在人群中，我远远地望见了叶群，她是全军文革小组成员。
1967年一月，我的父亲不幸遭遇连续的武斗，身受重伤。在濒临生死之际，得益于叶群按照林彪的手令将其救出，安置至西山进行疗养。西山，那是一片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的军事禁地。对此，我们全家无不从心底感激做出这一英明决定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同时亦对促成此事的叶剑英及深夜赶至总后勤部大院接应父亲的叶群，满怀敬意。
1967年3月底，周总理、叶剑英等领导在总后勤部礼堂召开了一次干部集会，正式公布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我父亲恢复职务的决策。那年的暮春，一个夜晚，当夜幕降临后，我正站在总后勤部大院的家门前，一辆小车突然停下，有人走出车辆询问这是否是邱部长的住处。我回应是，但当时他并未在家。对方又询问我母亲是否在家，我告诉他们她在。
邱会作，胡敏
他驾车返回，打开车门，一位中年女士走出车外，我认出她是叶群。她好奇地询问：“你是哪位？”她立刻认出了我。我答道：“我是老二。”我随即向屋内呼喊：“有客人到访！”同时，引领叶群步入屋内。叶群见到迎接出来的母亲，表示是来探望她和孩子，以及他们的家。
在我母亲的带领下，叶群环顾四周，感慨道：“真没想到，你们的家竟如此朴素。”她随即坐下，与我母亲闲聊起来，话题涉及的都是日常琐事与家常便饭，全然不涉“政治”话题。她操着标准的北京普通话，言谈间透露出和善与亲切。
叶群欠缺了当时“中央领导”所应有的威严，显得格外亲切随和，宛若日常生活中的邻家阿姨。她逗留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便要告辞。在她即将离去的时刻，我鼓起勇气，拿出了自己的《毛主席语录》，恳请她赐墨题词。我这一举动，自己都感觉颇为唐突。然而，叶群并未介怀，她接过语录本，在扉页上题写了“读毛主席的书”，随后又在下方署上了“叶宜敬”的大名。我心中颇感惊讶，她似乎洞悉了我的心思，便解释说这是她参加革命之前的本名。
我方始得知，叶群女士，1920年诞生于福建闽侯，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显赫一时的望族。她自幼随父亲迁至北京，就读于小学，学业成绩斐然。青少年时期，她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3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期间，她积极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次年年初，她进一步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于不久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8年，她赴延安，曾担任中国女子大学组织与教育科学科长。她的革命资历远超常人所料，实为抗战前红军时代的“老革命”。
02
在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母亲领着我们出门，目的地是毛家湾，那是林彪的居所。我对那地方早已耳熟能详，因为就读的北京四中与它仅一街之隔，每次放学回家，我都会途径那里。高考前的体检是在平安里医院进行的，这家医院与毛家湾林彪的住所仅一墙之隔。体检时，同学们热议，隔壁居住的正是我国最年轻、最擅长战斗的元帅——林彪。
重返毛家湾，我发现平安里医院已迁出，取而代之的是中央警卫团的办公地。踏入院落，叶群热情地迎上前，引领我们至一间朴素的客厅。她向母亲提及，自己和邱部长交往频繁，却难得与家人相聚，特意邀请我们前来小坐，共度欢乐时光。后来我才明白，为了强化军队的领导力量，中央成立了军委“四人小组”（即军委办事组的前身），成员包括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以及叶群。而我的父亲与叶群，竟成了并肩作战的同事。
林立衡、叶群、林彪、林立果
当日同席的还有林立衡，别称林豆豆。我曾于报纸上拜读过她追忆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散文，文革初期也读过她撰写的《爸爸教我写文章》，得知她曾在空军报社任职。我们抵达之际，林立果向我的母亲问好，随后便离去。他是北大的一名学子，也曾就读于北京四中，比我高一年级。我虽曾与他相识，却未曾有过面对面交谈。此次他问及，“你在清华吗？我们在四中时有过一面之缘。”林立果身着空军制服。在此之前，我在北大观看大字报时，听那里的同学提起，他已经从学校辍学，加入了空军服役。
在与母亲对话之际，我让九岁的妹妹也加入了我们的交谈。我询问她在家中是如何度日的。由于学校从大学到小学都已停课，妹妹无法继续上课。她偶尔会与小伙伴们一起唱歌跳舞，并成为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红小兵”。当我告诉叶群这些时，她转头对旁边的林豆豆提议，应当为妹妹挑选一些有益的书籍，强调从小要重视读书学习，以免浪费宝贵时光。
叶群所提及的“好书”指的是什么？我对此充满好奇。在那个时代，流行赠送装帧华丽的《毛泽东选集》或赞颂“红太阳”的书籍，这些书籍既是忠诚的象征，也是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每天早晨，人们会手持《毛主席语录》进行“早请示”，而“天天读”活动则要求阅读几段毛主席的著作，甚至有时还需背诵。
数日之后，如约而至的几本书终于抵达。它们虽略显泛黄，却依旧承载着文革前的记忆，是专为儿童编纂的读物。我依稀记得其中包括《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白洋淀》，以及几本零散的《十万个为什么》。随意翻阅之际，发现书脊上粘贴着公共图书馆特有的编号标签，而有些封面上还留下了“空政图书馆”或“空军报”的痕迹。
我还记得《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的内容。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它是学校要求的暑假课外读物，内容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北方农村里一群少年的生活。书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很深：孩子们毅然脱下自己的布鞋，一只接一只地垫高村子附近铁路转弯处的内侧铁轨，最终导致急速驶过的日军军用列车颠覆。他们因此被誉为“抗日小英雄”。
日后，叶群陆续赠予我几套毛笔字帖，以及她亲自书写的条幅，其中几幅是专为妹妹所绘。具体内容虽已模糊，但均为激励学习之座右铭或古训。叶群的书法既工整又俊美，颇具柳体风范，字与字、行与行之间井然有序，初观之下，宛若书法佳作。然而，当我仔细审视，却发现她在书写之前，曾用铅笔轻轻勾勒出格子，完成毛笔字后，又将其擦拭干净，留下几处细微的线格印迹。尽管书法精品需深厚功力，非一朝一夕可成，但叶群的专注与努力仍令我感到惊讶。此事至今仍记忆犹新，因为在当时，墙上悬挂、书页印刷的鼓励学习的警句，无不来自马列和毛泽东的经典语录。而叶群所书写的那些在当时被视为“四旧”和“封资修”的内容，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新奇。自那以后，我特意搜集了众多中外历史与哲学理论著作，以此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不让光阴虚度。
03
在那个年代，大约每过三四个月，叶群便会邀请我们至她府上，主要的活动便是观赏电影，其中不乏国产佳作，亦夹杂着一些香港影片。在文革时期那贫瘠的文化生活中，这样的聚会对我来说尤为珍视。闲暇之余，叶群与我母亲交谈甚欢，话题多围绕日常生活与健康状况展开，我母亲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她们的对话总是那么投契。
我所目睹的叶群，总是身着军装。记得有一次，我母亲称赞了她衬衣的颜色，叶群便轻轻解开军装的上扣，露出了一件无袖的“假领子”。她笑着解释，这样的设计既节省又易于清洗，但穿着时需格外小心，以免露出破绽。
在那难忘的1968年春节，母亲领着我们前往叶群家中拜访。一番欢声笑语后，客厅内气氛融洽。忽有一名工作人员悄步而至，对叶群低声细语了几句。叶群随即向我招手，说道：“首长有请，你去一下，顺便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
踏入一间宽敞的会客厅，其形状狭长，约三十平方米的面积显得略显空旷，仅设有两套陈旧沙发面对面摆放，别无他物。林彪便坐在那里，我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拘谨。他示意我坐在他身旁，目光和蔼地注视着我，那温暖的目光逐渐平息了我内心的紧张。林彪询问我在清华大学的经历，学生们正忙于何事。我简要地述说一番，提及校内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情形。我讲述时，林彪只是静听，当我提及造反派对老师的批斗、对异己派别的打压，以及派人赴全国各地参与夺权、参与打砸抢事件时，林彪轻轻吐出一句“这样不好”，脸上流露出一抹不悦的神色。
我们交谈了大约二十分钟，此时内勤人员走进房间，告知我需要外出用餐。他手中托着一只大盘子，盘内放置着一只普通的保温杯、一条擦手毛巾以及一整套餐具。随着他将保温杯置于茶几之上并揭开盖子，我瞧见其中仅以白开水浸泡着一个普通的白面馒头。
我被引至餐厅，叶群正与母亲及弟妹同坐。桌上陈列着四碟佳肴，分别是青椒肉丝、西红柿炒鸡蛋、炒白菜，以及一道红烧对虾。叶群解释道：“自家聚会，便从简些。”豆豆接话道：“寻常日子并不多见这等丰盛，今天特别多加了几道菜。”她用手指向红烧对虾那碟。
夜幕低垂，观影归来，叶群执意相送至门前，她轻声细语道：“老二真是识大体，聪慧伶俐。”我想，她这话恐怕是在提及方才林彪与我交谈的情景。
04
1968年4月6日凌晨四点刚过，我正沉睡，却被父亲从梦中唤醒。他问我在学校是否曾散播过有关中央文革的负面言论。我回答道，春节期间在林彪家中，我曾提及过造反派的情况。由于最近肝脏检查指标异常，我一直在家中休养，并未返回学校。父亲严厉地斥责了我一句：“你可别给我找麻烦，离我远点！”翌日清晨7点，我被匆忙送至西郊机场，乘坐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的航班返回长沙，随后抵达驻广东的解放军四十二军。我以“程光”的谐音代替姓氏，开始了军营中的锻炼生活。
我由此踏上了军旅之路，这一改变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背后正是叶群的身影。这一点，是我后来方才得知的。
江青
1968年4月5日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突然出示一叠文件，宣称：“邱会作之子系清华大学反对中央文革运动的领军人物，理应予以逮捕。”在此之前，江青曾以此类手段对“联动”红卫兵组织进行打压，拘捕了包括董必武在内的众多高级干部子女，并将他们监禁于狱中遭受虐待。
面对江青的追查，叶群机智地回应道：“老邱的儿子早已投身军旅，此刻不在京城。”江青一时语塞。事后我得知，叶群曾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温玉成示意，请求他向清华大学的相关负责人转达，切勿对老邱的儿子过于苛责。然而，我依旧保持谨慎，在部队中，除了师长团级领导知晓我的身份，其他官兵对我为何作为一名大学生突然入伍一无所知。如此一来，我既保持了安全，又未享受到特殊待遇，从而在艰苦的部队生活中得到了锻炼。尽管生活艰辛，但相较于那些被江青点名而遭受牢狱之灾的干部子弟，我的境遇已经好上许多。
自1969年始，大学生们开始步入分配的行列。得益于他人的关照，我的档案与分往广州军区的大学生档案一同，从校园被送往了部队的干部管理部门。如此一来，江青掀起的那场揪人风波终于被我巧妙地避开了。
05
经过半年的军旅磨砺，我转调至团政治处担任见习宣传干事。自此，休假成了我每年回京时的常态。在那些重返故土的假期里，我总有机会一两次前往毛家湾，那是叶群特意邀请我母亲带着孩子们一同前往，通常不过是游玩一番或观赏电影。叶群对待其他高级干部亦然，包括那些远道而来、身在京城的军队领导及其家人。每当我见到叶群，她总会与我交谈几句，关切地询问我的军旅生涯和部队生活的情况。
1970年七月下旬，我休假之余，亦为部队处理了一些事务。返抵北京后，目睹母亲拨通北戴河的电话，得知叶群一行人正身处彼处。电话那头，母亲与叶群谈及我哥哥的婚事。
我未来的嫂子名叫张克非，她是我国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千金。不幸的是，张部长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中惨遭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残酷杀害。他的遗体上留下了勒痕，脑后有一个血洞，前额亦被击破，陷落变形，全身布满了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伤口，总计三十余处。尤其是他背部的伤痕，乃是用利刃一割又一割造成的，称之为“千刀万剐”。中共中央发布文件，指责张霖之是“刘少奇在煤炭战线的代理人”。造反派则宣称他是“自杀”，自绝于人民。
这位文革时期的英勇殉难者壮烈捐躯之后，我听闻了不同的声音。我的友人，王秉璋之子，曾告诉我，林彪曾对王秉璋言道：“你无需畏惧造反派！张霖之即便未曾畏惧造反派，却也因之丧命。”回顾解放战争时期，王秉璋曾担任二野11纵队的司令员，而张霖之则是政委。张霖之未曾隶属林彪麾下，林彪能如此言论，可见他对遭受造反派迫害者的深切同情。
尽管如此，在那个特定的情境下，我哥哥的婚事似乎已无望进行，只因他涉嫌为一位曾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部长鸣不平。然而，到了1970年的夏日，形势发生了转变。我父亲倾力而为，叶群亦伸出援手，他们成功地说服了周恩来，并建议采用“内部结论”的方式妥善处理此事。
1970年7月29日的深夜，父亲通常会在次日的凌晨才归家，却意外地提前回到了。他告诉我：“明天天亮后，你去克非家一趟，告诉他们‘总理已经批准了她们家的事情。’”父亲向我详细解释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内容，其中核心观点可在《周恩来文选》中查阅：“张霖之同志在武斗与逼供的混乱中不幸离世……张霖之同志的去世应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张霖之同志的家属及其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视同革命干部家属对待……”
清晨六时许，我便抵达了位于西单附近的小酱房胡同29号的张宅。那时，胡同里尚显宁静，无人往来。在门扉久久无人应答后，我选择了翻墙而入。小保姆匆忙开门，而躲藏的张部长夫人李蕴华则误以为是有造反派来寻麻烦。我向她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核心内容，李姨听后情绪激动。待她情绪稍微平复后，她突然质疑，为何不直接说“平反”，而是提及“张霖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我遵循父亲的指示回应，这样表达其实已等同于平反，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
返回家中后，我将李姨所言的“不过硬”转述给了父亲知晓。
在“八一”建军节前夕的第三日，军委办事组于首都体育馆安排周恩来观赏文艺演出，以供其休憩。周一，他询问我父母关于路光和克非的婚礼筹备情况。刚从北戴河迅速返回，参与八一庆祝活动的叶群表示：“孩子们还在外地，老邱担忧总理的批准可能不够坚定。”我父亲提议：“请总理亲自下个批示。”周恩来回应道：“不可拖延孩子们的婚事。”随后，他立即写下了一张批示便函。
06
1971年7月末，我再度踏上了归乡的路途。团里即将提拔一位干部，这位干部来自东北的辽宁，因家庭琐事需外调核实。通常情况下，是在出差或探亲期间顺道处理，而这次部队挑选了我。因此，在完成相关事务后，我得以休假，并在归途中多留了数日于京。我发现母亲经常与北戴河的叶群通电话，话题多半围绕林豆豆的婚事。8月4日，母亲忽然告知，叶群从北戴河归来就医，她和父亲打算前往探望，并邀请我也一同前往。在前往北戴河的途中，父亲与母亲商定，因他事务繁忙，先行离去，并叮嘱母亲稍作停留，以免显得失礼。果然，父亲抵达叶群处后，仅与叶群寒暄了几句便匆匆告别。
叶群告诉母亲，豆豆找到了一位男朋友，他是广州军区第四十二军的一名医生。她建议母亲可以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并询问他的业务能力。我自报家门，说自己是第四十二军的成员，叶群听后好奇地询问，或许我们之间还有相识的可能。
林豆豆、叶群
林豆豆携手一位青年男子步入，叶群随即为他们做了介绍，称这位为小张医生。母亲询问之下，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他竟然是我所在的一二四师师医院中的医务所长。虽然我在其下属的团中工作，但终究同属一个师系。他给我的初次印象，是那份令人难以忘怀的敦厚。
大家说了一会儿话，叶群使了个眼色，我母亲开始和小张聊起了医学上的事，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着。我母亲非常重视临床经验，问他，你有没有遇到过少见的疑难杂症并及时处置的？小张说，在为地方群众巡回医疗时，曾遇到抬来的一个肚子极度鼓胀处于生命危险的老年妇女，化验检查指标都正常，问诊时病人表情忿恨不肯说话，家属只是哭。细问之后知道，是几天前病人和儿子媳妇吵嘴后才发的病，曾几处求医都说不出什么，吃药也不见好。小张医生决定针炎，几针扎下去，再请儿子媳妇好言劝慰，婆婆腹内一阵呜响，出了虚恭……听到了这，叶群问：“是放屁吗？”小张欲言又止，母亲解释道：“放屁在中医里称作虚恭，而出恭即指拉屎。”小张略显尴尬，但接着说，老妇人腹围缩小，能够自行回家。母亲评价说，老太太因争吵而精神受创，导致肠道蠕动受阻，气体积聚，药物难以发挥作用。此时，心理疏导是关键，针灸辅助治疗。患者排出体内气体后，病情自然好转。母亲对小张表示赞扬，认为他找到了病因，对症下药，处理得非常得当。
母亲对叶群言道：“小张在西医领域已有扎实基础，对中医亦颇为了解，更重要的是，他拥有极高的悟性。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这正是至关重要的。”听完这番话，叶群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07
1971年9月，突发的“九一三事件”改变了我一生命运。我从部队被押送到广州“办学习班”，其实就是审问，同去的还有我们团里一个二十多岁姓孙的三营炮连副连长。我知道他，1968年入伍的战士、班长。一次上级检查实弹射击，他用82无后坐力炮打出优秀成绩后，一位首长指着三四百米远的一棵独立树说，打掉敌人的“火力点”。他一炮射出，随着爆炸火光，树干拦腰断掉。他即被提升为排长、副连长。我实在想不出他会和“九一三”有什么牵连。我们在受批斗时，在一片“划清界限，彻底交待”的吼声中，他只能苦笑。“学习班”办了十几天后，因为陪外宾到广州的周恩来总理对军区首长说了，“不可轻举妄动，对待孩子要一视同仁。”这才使我们得以重返部队，恢复了原有的岗位。
自那之后，我与那位副连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无所不谈。我好奇地询问他为何会遭遇这样的“待遇”，他笑着解释道，原来他与叶群有着亲属关系。
“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与叶群的亲属几乎无一幸免，均遭受了审查。这种基于血统的追查之细致，令人咋舌。直到他进入“学习班”，方才了解到自己被指控的“罪行”竟源于家族背景。叶群的胞弟于1936年投身革命，1949年晋升为解放军师级指挥官，在一场激战中英勇牺牲。其遗孀当时已怀有身孕，遗腹子出生后，便随母亲改嫁给了孙姓干部。母亲对此事始终秘而不宣，外界亦鲜有人知这桩“隐秘”，孩子自幼便以为继父便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中央专案组迅速挖掘出了鲜为人知的叶家血脉，并将其绳之以法。
我询问他何时首次遇见叶群，他回忆称是在1966年的冬天，当时他还在上中学，因串连活动来到北京。由于对环境不熟悉，他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在一家收容所给母亲打电话后，他等待被遣返回家。次日，一位军人出现，将他安置在军队招待所，并为他提供了饮食和洗漱。在送他回家前，那位军人带他在大厅里反复询问。他注意到一位妇女经过，目光停留在他身上。当他移开目光，她便离开了。不久，她再次经过，眼神中带有不舍。由于只是一瞥，他之前并未确定是何人，但后来得知，那次偶遇竟是一场与叶群的秘密会面。
这番话让我感触良多。叶群在未获养父首肯的情况下，仍选择忍住内心的渴望，不愿将未曾谋面的亲生骨肉引入自己的生活，以免打破母亲及养父一家的宁静与和谐。尽管办案人员深知早年遗腹子与二十多年后的“九一三”案并无关联，却执意将他牵扯进来，以期向上级邀功，彰显清查工作的全面性。相较之下，叶群远胜于那些随意揭开他人已愈合不幸过往的人，她至少尊重了他人的意愿，且富有同情心与理性。
由于难以寻觅到那位副连长的不轨之处，他不幸被冠以“政治历史”的罪名，遭受了复员的处理。在告别部队之际，他悄无声息地与我见了一面。他言语间透露出深深的苦闷与尴尬，尽管养父身为军级干部，却无力为儿子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他希望能谋得一份较好的职位，但屡遭拒绝。最终，在老战友的援手之下，他被安置至西北某城市成为一名工人。我安慰他，已是极大的幸运，毕竟他尚有家庭，还有深爱着他的父母。相较之下，我连父母生死与否都一无所知。
08
文化大革命终告落幕，十年光阴后，我终于得以与父母及那些历经磨难后幸存的人们重逢，林豆豆亦在其中。1988年，父亲在西安因“保外就医”的机会来到北京探亲，林豆豆特地前来看望。在交谈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谈到了叶群。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浪潮中，叶群被众人视为最恶劣的女性，被认为是敌人派来的潜伏特务。然而，林豆豆透露，叶群其实是毛泽东、朱德亲自为林彪牵线搭桥，尽管叶群本人并不愿意，但最终在毛泽东等人的劝说下，她还是接受了这一安排。我深知，在那个时代，所谓的“劝说”实则不过是“组织分配”与“强迫”的委婉说法。
在父子间的交谈中，豆豆透露了一层意思，那就是叶群的行为不佳，竟间接牵连到了她的父亲。
林豆豆
父亲巧妙地绕开了这个敏感的议题，转而谈论其他话题。在林豆豆即将离去之际，我注意到父亲似乎有话想要单独对她说。于是，我暂时退到一旁。待豆豆告别离去，我随即询问父亲有何要事相告。父亲解释道，某些话语若单独与豆豆交谈，对她来说或许更为妥当。他强调，他并不同意豆豆所言，即认为是她母亲的不当行为导致了他父亲的痛苦。
我向父亲询问他的看法，他提到了三点：首先，他提到叶群固然有不足之处，但作为“九一三”事件的受害者之一，至今对事件的真相仍无明确说法，那些没有根据的指责不应全归咎于叶群。其次，针对豆豆对叶群与江青过多交往的抱怨，父亲进行了说明，指出许多情况下是周恩来指示叶群去了解江青方面的信息，以便更好地应对局势。叶群在这一点上为周恩来处理了许多事务。
我指出，叶群偶尔与江青同流合污，胡言乱语，以致招致了不少麻烦。
父亲言道，叶群与江青共患一疾，那便是心中难以释怀琐事。两人遇事皆倾向于倾诉于人，然而，她们在这一点上亦存差异。江青则全然不顾时间与场合，毫无忌惮地信口开河，只要心情愉快，便任意吹嘘。相较之下，叶群显得更为理智，她仅向信任之人吐露心声，且言辞之间亦颇显节制。
父亲言道，叶群性情开朗，智慧过人，记忆非凡，人际关系和谐，行事举止亦颇得体，绝非江青那般蛮横无理的悍妇之流。叶群之不足，在于缺乏长期党内斗争的历练，更未曾历经漫长岁月在艰苦的领导岗位中砥砺心性，往往琐事萦绕于心……父亲的话语平铺直叙，宛若提及一位即将遇见的寻常友人。
我提及，时下流传的一种观点是叶群导演了“九一三”事件。然而，父亲坚决否认，他认为叶群充其量只是对体弱多病的林彪产生了一些干扰，主要问题在于她阻碍了某些言论的流通，导致林彪逐渐脱离了实际。叶群在处理事务时缺乏远见和深度，这对林彪以及他们自身都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是导致“九一三”事件的主导因素。
我询问父亲，那么他告诉豆豆的第三点内容又是什么呢？
他轻声提醒豆豆：“叶群是你的亲生母亲，请你不要对她心怀怨恨。”
父亲的这番家常话让我深感触动。“九一三”事件，作为一段历史谜团，探究其真相，了解那个时代的相关人物至关重要。这些人同样是拥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我们不能仅仅将他们视为“政治小丑”而任意评说。庆幸的是，那段历史并不久远，仍有人记得那些当事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脸谱化的人为丑化，即便是叶群，也应努力还原他们真实的面貌，这样的了解更为真实和深刻。
邱会作之子
股市如何加杠杆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